丁玲是一个有创作个性的作家，她善于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，用自己的笔写人生。她捏造出来的人物总是附着命中不该有的多舛，正努力地在人生苦海中寻找彼岸。她的每一部小说都有不同层次的色彩，虽然大多都是带有“折翼的飞蛾”的成分。
但是并非所有的飞蛾都囚禁在宿命论里。
丁玲赐给了她们生命，于是每一只“飞蛾”都是独特的立体。
她仿佛不再像是为她们写故事，而是正写着她们的故事。
这使人想起了张爱玲的一句话“她总是用一对新鲜而隔膜的眼睛看世界”。
为何说小说中的女主人翁乃“折翼的飞蛾”？
就让我们来寻找这问题的线索吧！
《我在霞村的时候》里的灵魂人物，就是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抢作随营娼妓的农村少女，贞贞。
在她那双残缺的羽翼下，背负着人们的痛斥“丧失民族气节、背叛了祖国和人民的寡廉鲜耻的女人”、甚至是“投敌变节的人”然而她却在这落后的穷村僻壤中擦亮女人的灵魂，并展出了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。
肉体上可能已不完美，但是她的心灵却是如此的神圣干净。
或许这就是为何丁玲把她取为“贞贞”的理由。
她的精神是健康的，她的贞操是深层的，并非缠绕在肤浅的失身意识里。
一个肉体被蹂躏、沾染，灵魂却没有彷徨、迷惑、无助、怨天尤人，甚至沉沦和堕落的女人，心境的贞洁才是值得我们去敬佩的。
丁玲利用叙写的方式为小说渲染了很艺术的效果。
她采用“序幕”的手段，来安排贞贞出场前的情况。
先写“我”进霞村时看到、听到和感到的印象：
阿桂起初神色激动， 又被人拉走；刘三妈和年轻媳妇“露出一种神秘的神气”，窃窃耳语；忽然院里一阵嘈杂声，莫名其妙的对话，以致“我”误解为谁家娶新娘子，形成紧张的气氛，引起读者的悬念。以后马同志点明“贞贞回来了。想不到她才了不起呢。”刚提到她在日本人那里干了一年多时，却被外边的人喊走。
而阿桂很晚回来，唉气叹气，又不讲明原因来揭开读者对贞贞的谜底。
故事就是借着“我”去开端，让“我”的眼睛去视透小说的女主人翁。
贞贞原是一个农村姑娘，十六、七岁时便同村底下的小青年夏大宝“要好得很”，夏大宝虽然是个“很不坏的年轻人”，“可是他家穷”。
贞贞痴心实意要嫁给他，却遭到她爹坚决反对，而想把她嫁给一个年近三十的米铺小老板当填房。
贞贞反对这种封建婚姻，更鄙视当时尚在人们脑子里作祟的封建主义和旧传统生活方式。要求冲破“父母之命”“谋妁之言”包办婚姻的罗网，争取人格独立和婚姻自由主权。可是夏大宝懦怯，才使她赌气跑到山下的天主教堂去，要求当姑子。
此时日本侵略者正打进霞村，她躲避不及，不幸落入敌人魔掌，被逼当了一年多的“军妓”，染上一身“脏病”，“但她却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”。
虽然备受日寇蹂躏和折磨，她既未含羞和殉节，也不哭哭啼啼，并化种种误解和流言蜚语为更坚韧坚强的力量。
她用轻蔑口吻称日本侵略者“鬼子”、“鬼子兵”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诋诽和规劝不屑一顾，还为抗战事业贡献一份力量。
贞贞的遭遇和命运的变化，揭露和鞭打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兽行，评击了农村当时还是相当浓重的封建思想、封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，并反映了解放区人民在库曼和斗争中的觉悟。
贞贞的遭遇和命运的变化，揭露和鞭打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兽行，评击了农村当时还是相当浓重的封建思想、封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，并反映了解放区人民在库曼和斗争中的觉悟。
丁玲完全描绘出了一个女人顽强而执著的生之意志。
后来她为抗日游击队提供过日本侵略军的消息和情报，虽然遭受村里某些误解着与封建观念浓重的“守旧派”的嫌厌、卑视和非议“像那杂货店老板一类的人，总是铁青着脸孔，冷冷的望着我们，他们厌烦她、藐视她，而且连文中的“我”也被当着不是同类的人来看待了。
尤其那一些妇女们，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，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，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。”
唯有年轻的积极分子却对她表示同情和尊重。
最后组织上批准贞贞去廷安治病和学习，贞贞也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憧憬和信心。
丁玲在发掘女性心理方面，是如此的不知疲倦。
她往往能够带领读者行进到最为隐秘、几乎未曾见过光线地说所在，而又最真实的黑暗之处，即是最有魅力之处。
贞贞作为情感漩涡的中心，似乎应该是一个应该愤怒的人，但她却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，更把自己的难受简单化，把苦难变为明朗的生活这种折磨是非一般人说能想象的。
同时也提升了她的境界，于是她根本连旁人的眼光都可以忽视了。
对于那些难听的恶言如：
对于那些难听的恶言如：
“她那侄儿你看见了么？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，那是给鬼子给糟蹋的呀！”
“亏她有脸回家来，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。”
“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，哼，还做了日本官太太，这种缺德的婆娘，是不该让她回来的。”
“现在呢，弄得比破鞋还不如……”
“有人告诉我，说她手上还戴得有金戒子，是鬼子送的哪！”
“她一跑，真变了，她说起鬼子来就像说起家常便饭似的，才十八岁呢，已经一点也不害臊了。”
“这种破铜烂铁还搭臭架子，活该夏大宝倒霉……”
这些真是应证了中国人说的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！
亦如洋人说的“好事还未穿上靴子出门，坏事已绕了地球一圈”。
人到底还是群居动物，换是别人，不是无地自容，就是设法争取大众的谅解。
然而贞贞却无动于衷，她成熟，她世故。
她懂得物伤其类的道理，虽然只是个农村女孩，却如此有涵养，泰然自若地面对恶言恶语，把大事化小，如一门艺术。
她虽是有病在身，却“一点点有病的象征也没有，她的脸色红润，声音清澈，不显得拘束，也不觉得粗野，她并不含一点夸张，也是人感觉不到她有过什么牢骚，或是悲凉的意味”。
我们可以想象到这种经历，已把她的精神推向更高的地方去了。
感觉上，就算只是一个眼神也不一样了，现在，已有了层次。
她在叙述中“人大约总是这样，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，还不是只得这样，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，难道死了不成？现在呢，我再也不那么想了，我说人还是得找活路，除非万不得已。”
“他们说要替我治病，我想也好，治了总好些，这几天倒不觉得什么了，路过张家驿时，住了两天，他们替我打了两次针，又给了一些药我吃。只有今年秋天的时候，那才厉害，人家说我肚子里面烂了，又干了有一个消息要立刻送回来，找不到一个能代替的人，那晚摸黑路我一个人来回走了卅公里，走一步，痛一步，只想坐着不走了，要是别的不关紧要的事，我一定不走回去了，可是这不行哪，唉，又怕被鬼子认出我来，又怕误了时间，后来整整睡了一个星期，拖着又拖起身了。”
“一条命要死好像也不太容易，你说是么？”
贞贞丝毫 没有意识到博得别人的同情，轻松地说着“有些是当时难受，今想来也没什么，有些是当时倒也马马虎虎过去了，回想起来却实在伤心呢。一年多，日子也就过去了。”
倒是弄得闻者阿桂哭了，贞贞反来安慰她。
埋伏在这样的岁月，贞贞究竟哪来这么大的勇气与洒脱？
这唯有回顾到作家的本身经历去探讨了。
丁玲四岁就父亲去世，让年幼的她过早体验了社会世态炎凉。
幸运的是她有一位思想进步，坚强而有才华的母亲，因此她也耳闻目染了民主主义革命色彩。
她带着革命理想的执著，在“五四”运动燃起了无限的狂想和热诚。
她秉持着追求个性解放，对新旧力量的冲击敏感，更感受社会巨变所带来的社会心理变化而进行改革。
她宛如火辣辣的太阳，正热情地探索女性不安的灵魂。
所以这样的作家才让我们不难想象到她手下的贞贞，是如何地在筚路蓝缕中百折不饶地傲然屹立。
怪不得王蒙会说“少年时代我读了《我在霞村的日子》，贞贞的形象让我看傻了，原来一个女性可以是那么屈辱、苦难、英勇、善良、无助、热烈、尊严而且光明。”
而我最欣赏丁玲写的结尾，贞贞从山上跑回来后的那几段，尤其让我们看见了“新的东西又从她的身上表现了出来”。
她甚至不恨害她被鬼子糟蹋的人，和亲人对她的不谅解。
她表明想与文中的“我”一同离开到外去学习，起初让“我”以为她是在赌气。
“和他们赌气？那才不值得”
她只是很平静意识到自己毕竟有残缺，已不干净……活在不认识人的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里，有亲人的地方好些。
早已被生活看扁的她，一个转弯，又是无限生机。
早已被生活看扁的她，一个转弯，又是无限生机。
单凭这些我们就可以断定她已再世为人。
贞贞让我眼前一亮，窘境之下的女人萌起了更强的生命力。
丁玲启发了我，
原来旁观自己的悲伤是解脱，
主观自己的悲伤便是更加悲伤。
给与读者力量，就是丁玲最值得歌颂的地方。
虽然阳光下的森林，
明亮的地方，总是斑驳的阴影。
但是，面对阳光，阴影就在我们身后。
文：谈树飞
9月27日07年
